人生，就像一串由无数个光荣、自豪、幸福、苦难、烦恼和无奈串成的念珠，乐观豁达的人是一面微笑一面数着念珠阔步向前走，把爽朗的笑声飘洒身后，留给后人，留给历史。

——题 记

哈、哈、哈，笑声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他讲述着往昔艰难曲折的历程，是历史也是故事，听者屏息隐声、十分感慨，他却谈笑风生，豪迈坦荡，还不时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笑声中充满了自信和刚毅，仿佛往昔那些难忘的艰难曲折，只是人生旅途上的路边小景罢了，真有那“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的气度和胸怀！

他脸色红润，步履稳健，言语清晰，思维敏捷，两眼闪烁着睿智的亮光，很难让人相信他己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就是马成礼先生。

他是深圳特区最早的建设者，是基建工程兵进入深圳的领路人，是基建工程兵在建设深圳时的主要领导之一，更是深圳从昔日一个边境小渔村，发展成今天的现代化大都市的见证人。向军旗报告编委会执行主编葛书佑女士率记者釆访了马成礼先生，采访的主要内容是当年基建工程兵如何进驻深圳？如何集体转业？如何成为深圳经济特区最早一批开拓者和建设者？被誉为“拓荒牛”、“排头兵”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故事。

两万基建工程兵和深圳的故事，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故事中有真人真事，有传说和杜撰，有自豪和骄傲，也有失落和悲伤。故事中的有些人已经功成名就，成为这座城市领导者和企业家，有些人已经永远植根于这里的泥土中，有些人离开这里回到家乡或落户到其它城市，也有很多人已经成了这座城市的永久居民，他们的子孙也将在这里繁衍生息。然而，历史不会永久地停留在某一时光段上，时光的无情是淡化和模糊往事，流逝的岁月将会淹没他们过去的事迹，发展的大潮将会遮掩他们过去的声音，我们必须记住他们，记在心中，记在深圳历史的史册中。虽然，无情的历史常常记载下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件大人物，两万人和十三亿人是不能相比的，就像小草和大树，星星和月亮不能相比较一样。但是，小草有小草的作用，星星有星星的光亮，两万基建工程兵的足迹，已经深深地印在了这块热土上，他们的血汗洒在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如果，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记载了深圳，那么，深圳的历史就应该重重地记下基建工程兵的这一笔。

葛书佑：马先生，您是基建工程兵开进深圳的领路人, 是当时的领导，也是深圳最早的一批建设者，请您谈一谈当时的情况？

马成礼：哈、哈，这个写基建工程兵，那个也写基建工程兵，说明基建工程兵在深圳建设的过程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历史就要真实、不能瞎扯、不能扩大，要给子孙后代留一点东西，把当时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

葛书佑：那是，尊重历史、尊重真实、就是尊重我们自己。

马成礼：记得我是1979 年11 月份来到深圳，日子过的真快呀，不知不觉已经30 年了！我来深圳的时候是宝安县刚改为深圳市，第二年才建经济特区。今年是深圳建市30 年，明年是建设特区30 年，我们一些老战友聚在一起议论过这个问题，大家都说：要全面的看待基建工程兵这段历史，要站在历史真实的高度去写，那你必须了解什么是基建工程兵，他们是怎样进入深圳的，他们又是怎么在深圳搞建设的……

葛书佑：我们向军旗报告编委会专访您，就是为了真正的了解基建工程兵这段历史，把当时的情况真实地记载下来。

马成礼：要想了解基建工程兵，你必须知道他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为什么要成立这个部队呢？说起来话长。在60 年代那个时候，国际形势很紧张，中央提出来深挖洞、广积粮，靠山隐蔽啊、大三线、小三线啊，就在这个前提下，以解放军铁道兵为模式成立了解放军基建工程兵。这是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战备的需要提出来的，当时还有李井泉等这些老一代领导人也提议了…

葛书佑：是不是像新疆建设兵团一样？

马成礼：相似，但又不同，平时搞生产建设，战时能攻能战，重要的艰苦的建设都有基建工程兵。这是成立基建工程兵最早的概念。那么基建工程兵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找到国务院冶金部、化工部、交通部、水电部、还有国防部的七机部，在部的底下设基建工程兵办公室（相当于军级），在部的上头有个基建工程兵总部，这个兵种总部在军事上归国防部，包括思想教育与总政挂钩。施工任务属于各个部，你看冶金部的叫一支队，18000 人，当时叫01 部队，还有二支队，三支队，水电部、化工部都有。最早来到深圳的有一师，有个36 支队的一个指挥所，还有31 支队的是属于七机部的一个连。

葛书佑：这就是基建工程兵成立的历史背景？

马成礼：是啊，1966 年8 月1 日基建工程兵正式成立。我们这个基建工程兵的前身是冶金部第四冶金建设公司改编的，是在四川江油县成立，正式授了“八一”军旗，当时不知道整个建设公司全都改编成了解放军……

葛书佑：改编成解放军有什么条件吗？

马成礼：有，就是选年轻的、政治思想可靠的、家庭出身好的、技术上好的作为种子，大概留了几千人吧，再按照国家的兵役法，从新兵里面挑一些年龄小的参加这个部队。又从铁道兵调来干部，由这些干部当骨干，以我们四冶做技术骨干，有七级工、八级工、高级工，按照铁道兵的班、排、连、营、团、师这个编制结构，也进行军事训练，每年打几次靶，还进行野外拉练。

葛书佑：这就是“工改兵”吧？

马成礼：这就是“工改兵”。你看看，36 支队就是挖山洞、建飞机场，修跑道，各有各的部队，各有各的任务。我们是冶金系统，改兵的时候我们这个师驻在四川江油，我们这个师是18000 人，穿军装的有一万人左右，不穿军装的有八、九千人。从鞍钢到武钢，从武钢到湘潭钢铁公司，我们就是湘潭建设公司抽调一部分到了四川江油，就变成了第四冶金建设公司。搞的也是冶金工业，但属于国防工业，建设长城钢铁厂，在这个基础上改成一支队。

葛书佑：你们这是“四海为家”呀？

马成礼： 对， 是“ 四海为家”， 那里有任务就到那里去。到了1978、1979 年的时候，基建任务不是那么多，属于调整时期，基建工程兵有些地方没任务了，所以当时才有“找米下锅”这个词啊。

葛书佑：“找米下锅”，我理解就是你们自己来深圳联系找活干的吧？

马成礼：可以这样说，也可以不这样说，最早来深圳联系的不是我们这个师，也不是冶金部，应该是七机部。七机部是怎么联系的呢？有一个兵办副主任（副军级），他认识深圳市委的领导。深圳当时急需施工队伍，但那时候深圳生活和居住条件差，缺水少电的，施工队大多数不愿意来。正好他那个部队没有活干，他和深圳谈了以后就拉了一个连过来。他们来干什么呢？干夏巴汽车厂，就是在现在的电子公司里面。他们就把在深圳联系的情况向上级报告了，因为，部队只要一动都是要经过总参的，那么总参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兵种，兵种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冶金指挥部，那么就选了我们一支队来，因为一支队是搞鞍钢工程的，既搞民用建设，也搞国防工程建设，派别的支队不行啊。当时想，我们基建工程兵要能在深圳站住脚，给老百姓一个好印象，和深圳人民见好面，必须派作风过硬、技术过硬的人来，为基建工程兵争光，为解放军争光，这也是我们当时的口号。一支队进来后，那36 支队一个连过了一段时间，最后就归到我们这个部队了。

葛书佑： 马先生，基建工程兵的历史我们清楚了，关于你们进入深圳的过程和进入深圳后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讲的更详细点？

马成礼：好哇。我是1979 年11 月来的深圳，当时我们先来了30 多个人，主要是考察的。你们相信不相信？深圳那个时候只有火车站一个旅馆，连个正规招待所都没有。就有新园招待所，是市政府用来搞接待的，现在改到五洲宾馆了。我们只有四个人住在那里，其他人在深圳市内租了二、三十套房子住，就是现在的布吉，边防六团的营地。那时候深圳的生活条件差得很，不说别的，就这蚊子就多得很，没有蚊帐根本你别想睡觉，我们找旅馆租的蚊帐。吃饭哪、哪里像现在呀，想吃什么有什么，每天就是大米饭弄些蔬菜，扣上几块大肥肉。现在看当时那个饭没法吃，可不吃也得吃啊，你不能饿着肚子去干活呀！

葛书佑：据说现在的深圳剧院大门前，是条出了名的臭水沟蚂蟥很多，你们下去挖那些臭泥巴的时候，蚂蟥爬得满身都是，上来用鞋底啪啪地打，打得满地都是……

马成礼：这一点说的是事实，但没有爬得满身都是，哪有那么多啊？实际上在挖臭水污泥的时候，天太热加上臭气熏，有战士晕倒了这是真的。

葛书佑：听说台风来的时候，汽车和房子都被刮到天上，暴雨倾盆的。你们就几个人抱成一团，用绳子绑在一起，有老婆孩子的就把她们捆在身上，用盆子扣在头上，站在那里。

马成礼：站在那里干嘛？

葛书佑：说是房子都让台风卷走了，没处躲呀！

马成礼：这有点添油加醋了，台风把房子刮倒，把汽车掀翻都有可能，像你说的那样太夸张了。不能把基建工程兵写的太诗词、太小说了，我看到有些电视剧有些作品，把我们写的太夸张，不真实，前后都成了光谈恋爱不干活了，那怎么行？要实事求是，我现在说的就是要恢复历史的真面目，要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写出来。

葛书佑：那您说说当时是什么状况？

马成礼：当台风暴雨来的时候，我们正在建电子大厦。我们领导干部都往工地上跑，顶风冒雨采取各种防护措施，没有一个回家躲起来的。

葛书佑：我们采访您的目的，也是为了了解基建工程兵更多、更真实、更感人的事迹。

马成礼：好，咱们继续谈吧。当时我们住的新园招待所前面有条排水沟，有七、八米宽，深圳市的污水都排到那里，然后再往外排，真是又脏又臭、杂草丛生、蚊子乱飞，我们都开玩笑叫它“龙须沟”。

葛书佑：“龙须沟”？是不是作家老舍笔下的“龙须沟”？

马成礼：对，就是老舍小说里写的北京最大最脏的一条臭水沟。我们把这条臭水沟叫它深圳的“龙须沟”，当时这条沟上还有座桥，我们都开玩笑叫它“金水桥”……

葛书佑：“金水桥”？

马成礼：哈、哈、哈，开玩笑嘛！天安门前面不是有座金水桥吗？

葛书佑：现在，在哪个地方？

马成礼：没了，都封在地下了，上面是大马路了。

葛书估：龙须沟，金水桥，真有意境……

马成礼：还有“牛鬼蛇神”哪！

葛书佑：“牛鬼蛇神”？

马成礼：那时候铁路通到现在的万象城，人民桥边上是煤场煤站，铁路两边扔的全是死猪、死牛、死羊的什么都有，这都是运往香港的，在这里中转。牛啊羊啊、鸡呀鸭呀、只要一死就从火车上往下扔，臭气熏天，这就叫“牛鬼蛇神”……

葛书佑：“牛鬼蛇神”，这想象力太丰富了。

马成礼：越是艰苦越要乐观嘛！深圳那时候太艰苦了，条件太差，叫哪个施工队来哪个施工队不来，不能说不是人呆的地方，只能说是谁都不愿来的地方。我们考察完了以后，参谋长临走时说：“老马，给你们留三个人在这里。”作训科一个副科长、后勤部一个副科长、还有一个工程师，留了两辆吉普车。我那时候也有病，胃溃疡还加胃出血，我到医院去检查，查出个菜花状的东西，一个星期后出结果，我给家里人说：“你们都别去, 我一个人去。”这要是癌症不就完蛋了吗？刚走到医院大门口遇上护士长，她说：“没事了，没事了，不是癌症。”我一听心里很高兴，但我也知道我该走了，别人不想来深圳行，我不想来不行……

葛书佑：为什么，您怎么知道一定会派您来深圳呢？

马成礼：我当时分析了，一个是我家庭出身不好，当了解放军的干部，还敢不服从命令？第二是18000 人全部要来，要选能攻能战的先来打基础啊，把老窝都扒了，没有后路了，不选能人来行吗？我当时是工程科副科长首当其冲嘛，这也体现了基建工程兵的军事作用，服从命令听指挥，一个命令来了，要你来你就得来。我是11 月份来的，部队是3、4 月份来的，我们穿的都是大头鞋，三公斤重的大头鞋，三公斤重的大棉袄……

葛书佑：您说这个都到八十年代了吧？

马成礼：大概是吧，我也记不清了，因为军队是第一个军列发过来的。那个时候火车一到，哪有人给你卸车？都是自己装自己卸，大头鞋一脱、大棉袄一甩，光膀子地干。哪有人招待你喝茶吃饭？部队一下火车，挖个坑、烧火、行军锅一支，自己做饭吃。哪有水啊，你以为像现在有自来水？当时深圳自来水过了人民桥就没有水，也没有电，只能找个干净卫生一点的井里打点水。住的呐，你们见过在灾区搭的简易房吧？师地级领导住简易房，战士们住的是竹篱笆房。就是用竹子搭建起来的，上下两层，用竹篱笆当墙的房子，我们都叫它“竹楼宾馆”。

葛书佑：“竹楼宾馆”这名字起的好，多雅静啊！

马成礼：苦中取乐嘛！这就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进来了四个土建连，一个机械连、一个汽车连、设立了两个指挥所，我的指挥所设在过去的市委大楼后面农田里，现在是人大。当时属于上步二队的土地。我记得队长姓郑，他对我说：“哎，马参谋长，这个地方给你了，反正是荒地嘛。”我那个时候还不是参谋长，我是代副参谋长。进来后我们就四处奔波，联系找任务干。这时正好赶上召开全国人大会，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他在北京和我们兵种的李主任见面时说：“老李呀，你们基建工程兵别在深圳抢我们饭碗了，我们广东的队伍都吃不饱啊。”李主任说：“好了，反正我们都是部队嘛，就这样了、就进这些人，我们不再进人了。”本来我们有18000 人要进来，结果进来不到三千人就不准再进了，进来这不到三千人部队也不离开深圳。这就是两千人到两万人的真实过程，没有这两千多人，后头根本谈不上两万人进深圳。

葛书佑：为什么呢？

马成礼：我们二千多人是穿着军装来建深圳，那是总政来动员的，没有前面的一炮打响，就没有后来的二万人。二千人是穿着军装的基建工程兵，二万人是解放军的转业兵，有先有后、这是事实不能抹杀，这个概念很重要，这是真正的历史。

葛书佑：先后很重要吗？

马成礼：很重要，当时深训老百姓欢迎不欢迎？深圳市委市政府相信不相信我们？你们这些毛孩子来深圳能干什么？能盖大楼搞建筑？全看我们先进入的这两千多人的表现。不肯定这两千多人的功劳，后面的两万人能进来吗？我们第一个工程就是市委大楼，就是现在那个老市政府，第二个是现在的友谊商店，就在南洋商业银行背面，三层我给它改成四层，还有一个就是20 层的电子大厦，是当时深圳最高的楼，这都是我们所谓的毛孩子工程兵战士干的。这一下子在深圳传开了，领导也说好，市民也说好，嗨！你们这些解放军还真能干哪！这后面的工作也好做了，工程也好接了……

葛书佑：这就是您说的一炮打响吧？

马成礼：对！这就叫一炮打响！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当时的深圳火车站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大概你们没见过，老电影里头可能有，哪有房子啊，就是几个铁栏杆，连个报站器都没有，后来建了个平房当候车室，一出门一个大坑，专门倒垃圾的大坑。特区快成立一周年了，你们想想，香港回来的人一下车看见的是个什么样子？ 1980 年春节前，地方施工队都回家过年了。就在这时候，市委领导给我打电话说：“马参谋长，你们能不能给在春节前把这条路修修？让香港同胞回来过春节，看到特区的新面貌！”我说：“你们就下命令吧！市委领导说：“限你们一个星期，把这条路修好。”我说：“那得让我先去看看，考察考察，我不能说大话嘛。”因为我是高级工程师，不是一般工程师，我说话必须有根据。考察完以后，我给他们回话说：“一个星期行，我给你修好，但施工方法必须

照我说的去做。”他们说：“好，那就一个星期哦。”接着我就命令四个连，领章帽徽都给我拿掉，24 小时不停两班倒的干，先把淤泥全部挖掉，再用压路机压实。这是战斗命令，也是我们献给深圳老百姓的见面礼。就这样四天四夜把路修好了，可以通车了，不到一个星期完成了任务。1980年春节向香港同胞展示深圳特区有条路了，从火车站小房子里走出来不再是个大坑了。

葛书佑：这就是您说的和深圳人民见好面干的第一件事？

马成礼：对，这是我们进深圳干的第一件事。还有一件，是那次特大台风大暴雨袭击香港和深圳，香港一片漆黑，深圳就更不用说了，水电全吹垮了。你们看万象城外面那个地方，现在已经看不见了。当时有八个电动闸门，是个泻洪区，大暴雨一下子让管电房进了水，闸门启动不起来了，深圳市的水全都憋了回来，南洋商业银行对面火车道下面、罗湖区，全都淹了，边防六团全部出来救百姓，让人们转移到高地上。在这紧急时刻，市委领导给我打电话说：“马参谋长，你那里的施工机械能不能帮我们把闸门吊起来？”，我说：“我那机械都泡汤了。”他们说：“你一定想想办法，这可是十万火急啊！”我放下电话立即赶到闸门，仔细一看，马上打电话到指挥部，通知土方连和机械连派四个班，带着链葫芦和其他机械赶到闸门，搭上架子挂上链葫芦启动闸门。折腾两个钟头第一道闸门开了，接着再启动第二个，从入夜一直干到早上七、八点，闸门全部打开洪水基本排泻出去了。围观的老百姓们都鼓起掌来，罗湖区慰问的也来了，包子、油条送来了，战士们一开始不敢吃，我就先带头吃，因为这是我们为老百姓们办的好事，这是军民鱼水情。这种军人的特点，军人的作风，不是地方施工队伍具有的。

葛书佑：这更是解放军的优良传统。

马成礼：接受这次水灾的教训，我们在建设国贸大厦时，专门修了挡水墙。这就为深圳后来的第二次洪水起了作用，香格里拉、富林酒店等很多都泡汤了，我们都没事，保险公司还专门给我们发了奖金。还有很多事我就不讲了，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基建工程兵进入深圳的过程，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葛书佑：不管是两千人或两万人，还有后来的十几万人，不管是穿着军装建设，还是脱了军装建设，深圳发展到今天，公正的说是军民共建的结果。

马成礼：对，这个说法是对的。说到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就是我们建设国贸大厦的过程。国贸整个十万平方米的建筑，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三年建成开业，两年半收回成本。深圳市政府没拿一分钱，我们釆取的是“借鸡生蛋、生蛋孵鸡”的方法，就这样把国贸建起来了。这就是白手起家，这就是敢想敢干，“深圳速度”是怎么来的？精神加物质，精神就是革命精神，物质就是发奖金，你说物质刺激也行。我们当时给上面签合同是这样，五天一层楼，完成一层发一次奖金。奖金不给你建设单位，我物业直接发给工人，要不工人能给你那么拼命地干？这是一种激励机制，你可以说它是物质刺激，也可以说它是多劳多得。我们当时只能说这是朦胧的市场经济……

葛书佑：朦胧的市场经济？

马成礼：那个时候，小平同志没讲市场经济谁敢讲？既便是按市场经济规律在干也不敢讲，只能说是朦胧的市场经济。说到这里还要说国贸的建设，你必须有长远的眼光，必须适应经济的发展，必须适应将来发展的社会。国贸按原设计规划建设只有44 层，因为资金和外汇的限制，只体现第一高楼的高，没有现代化的概念。我到国贸后，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根据发展的需要进行修改，因为我本身就是工程师嘛，增加了地下三层，地上50 层，共53 层。裙楼由三层改为四层，裙楼广场加屋顶。增加了这个外面的玻璃木墙，上面的旋转餐厅，底下大层的顶棚，增加了底下这整座大楼，还有当时中国第一个音乐喷泉。旋转餐厅是中国国内第一个，香港有一个，新加坡也有一个。这个顶棚是美国的防弹玻璃，85 年建成到现在24 年了，从几十层上掉下来东西没砸破过。国贸楼顶上还有直升飞机停机坪，这也是中国高层建筑中第一个能停直升飞机的大楼。我们当时提出了国贸的建设20 年也不落后……

葛书佑：现在过去30 年了，仍然不落后！

马成礼：我认为国贸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是政府出地没投资，二是我们自己设计，三是全部是国内施工，四是学习了国外经营管理经验我们自己管理。

葛书佑：根据您所讲的，国贸应该是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建筑。

马成礼：我们不仅建了中国第一高楼，还有皇岗口岸，日通车五万人次，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我们按时完成任务，这就是物业对国家对政府的贡献。我讲这些只想说明一个问题，一是要靠党的政策，没有政策，你想做事？在我们这个制度下来讲是不可能的。二是要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心指导和各局委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作。三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假如我没有好的帮手，管工程的、管行政的、管技术的，我一个人能干成什么事？要有一帮一心一意能干活的人，说到底是要有个好带头人和领导班子。后来到了深业我也是如此，抱着这种信念干的。深业是深圳市政府在香港的公司，对外叫深业集团，对内称深圳市驻港澳办事处。中英双方政府关于香港问题开始谈判后，香港市民不了解共产党，相当多的人往外跑，人心惶惶、房地产价格哗哗往下掉，香港经济进入萧条。很多人都说深业集团也要垮了，处于资不抵债的状况。就在这种情况下市委派我去做总经理，还有一个董事长，他见我就说：“老马，什么都靠我们俩了”，到深业我知道很艰难，临危受命嘛！但也很有意思。上任不到一个星期，四、五家银行请我吃饭…

葛书佑：为什么呢？

马成礼：你记着，在香港你请银行吃饭、那就是你想从银行贷款哪，银行请你吃饭没好事，要债哪、要你还贷款呢！

葛书佑：哈、哈，有意思，那后来呢？

马成礼：我心里有数，因为事前我认真地看过深业的帐，我心里有好几个方案，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们不能守着金饭碗去要饭吃啊。我就把碧亚湾的房子卖了，还卖了一个上海街的酒店，卖了钱还银行贷款，银行不逼债了，我手头有资本了，就能经营其它项目。于是我们在深圳成立了个房地产公司，以深圳开发房地产为基础，这也是深业翻身搞活的基础，这就是经营之道。

葛书佑：结果呢？

马成礼：第一年我记得是扯平，把银行所有的账目给清了，第二年我们就盈利了。在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你就要学习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去锻炼自己，经营好我们的公司。香港不是像人们说的那样神秘，它是一个非常有经济规律的地方，你一定要按照它的经济规律去做，只要有眼光、有魄力、有资金，你就能在香港做成事。

葛书佑：马先生，您谈了基建工程兵的历史，谈了两千人和两万人进入深圳的过程，还谈了给深圳人民做贡献的感人故事……您能不能谈谈您自己？

马成礼：我们今天谈活的主题是基建工程兵，我谈的这些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写历史一定要真实，一定要实事求是。如果说到我自己, 这中间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那就多了，我这一生就是一本小说，这么说话题就扯远了，只能简单地说一下。我是山东青岛人，1936 年2 月出生，父亲是个职员，后来回家种了几亩地，就被划成是地主成份了。我1955 年毕业于青岛建筑工程学校，相继在鞍钢、武钢、湘钢等地建设公司从事技术与设计工作。1966 年“工改兵”，遵照党的有成份不唯成份的政策，我有幸进入解放军这座大学校。说句真心话，没有基建工程兵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众多的战友同事的帮助支持，没有我的今天，到深圳后没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也没有我的今天。

葛书佑：您太谦虚了，您作了那么大的贡献，获得过那么多的荣誉，您的战友们会记着、很多人会记着、特别是深圳会记着您……

望着马成礼先生离去的身影，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是属于具有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的一代人，这代人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铸成了今天的中国，曾经是共和国的脊梁和支柱，当他们的人生道路染上暮秋的金色时，他们深知应该如何珍视自己一生所取得的成就。对他们来说，人生不是什么“短暂的烛光”，而是一支由他们此时此刻高举着的辉煌灿烂的火把，要把它燃烧得极其明亮，然后把它递交给后代的人们！

你有信仰你就年轻，

你有自信你就年轻，

你有希望你就年轻，

你有自豪你就年轻，

岁月不是年龄的标尺，

它只是时光的符号……

青春会永驻在心中……